【學術演講】
關於武則天評價的幾個問題*
王雙懷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
武則天是一個帶有傳奇色彩的歷史人物。她從一個木材商的女兒成為唐太宗的才人，又從唐太宗的才人成為唐高宗的皇后，繼而輔佐高宗，參予朝政，臨朝稱制，獨攬大權，最後破天荒地登上皇帝寶座，成為中國歷史獨一無二的女皇帝，並對中國歷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千百年來，有許多學者曾對武則天進行過評價，但評價的結果卻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有人說她荒淫殘暴，無所作為，把她貶得很低；有人說她用人納諫，明察善斷，把她抬得很高。雖然海內外學者對武則天進行了長期研究，並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至今仍未形成統一的結論。因此，對武則天進行正確評價，仍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課題。在這裏，我想談一下關於武則天評價的幾個問題，希望能夠引起大家繼續研究武則天的興趣。
一、武則天是不是荒淫殘暴
古往今來，人們在評價武則天的時候，常常圍繞著武則天是否「荒淫」、「殘暴」的問題爭論不休。否定武則天的人說武則天生活腐化，荒淫無度，濫用刑法，極為殘暴，是「千古未有之忍人」1。肯定武則天的人則說武則天生活簡樸，並不荒淫，也談不上殘暴。我比較贊同後者的觀點，認為「荒淫」、「殘暴」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武則天「荒淫」的說法最早來自駱賓主所寫的《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駱賓王在這篇檄文中寫道：「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他認為武則天從太宗的才人成為高宗的皇后，違背了人倫道德，是荒淫的表現。其後，歐陽修等人在他們的著作中也說武則天寵幸過薛懷義和張易之兄弟，在生活上不夠檢點。於是，這兩條便成了武則天「荒淫」的證據。後來一些小說、戲曲和電視劇又借題發揮，大肆喧染，武則天「荒淫」的論調便流傳開來，大有蓋棺定論之勢。事實上，武則天「荒淫」的說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武則天的確給唐太宗當過才人，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說武則天「荒淫」。因為李唐宗室具有胡人的血統，武則天與唐高宗的結合是在唐太宗死後的事，而且當時武則天是處於被動的地位，並沒有完全違背當時的道德規範。至於薛懷義等人雖是武則天的面首，也不能因此就得出武則天「荒淫」的結論。武則天見到薛懷義時，已是將近70歲的老人。張易之兄弟得寵時，武則天已經70多歲，武則天主要是把他們當作駕馭外戚和大臣的工具看待。史書中根本沒有武則天60歲以前「荒淫」的記載。要說一個70多歲的老太太多麼「荒淫」，在情理上是很難講通的。
武則天「殘暴」的說法，最初也是由駱賓王提出來的。駱賓王在《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中列舉武則天的罪狀，說武則天「包藏禍心」，「豺狼成性」，「殺姊屠兄」，「弒君鴆母」。後來武則天的反對者又編造出了一些武則天「殘暴」的證據，諸如武則天為了當皇后，親手捏死自己的小女兒，嫁禍於王皇后；為了防止王皇后和蕭淑妃復出，將他們活活打死，並砍掉他們的手足；為了實現當皇帝的野心，下毒害死太子李弘等等。其實，這些所謂「罪證」絕大部分都是誣蔑不實之辭，是完全不足為憑的2，「殘暴」說的另一個根據是武則天使用酷吏，誅殺異己。有人甚至說武則天實行「酷吏政治」，並由此得出武則天「生性好殺」或「秉性殘酷」的結論。武則天統治時期確實出現過一些酷吏，這是無庸諱言的，但這並不能說明武則天實行了「酷吏政治」，也不能成為武則天「殘暴」的主要根據。因為武則天從輔政、臨朝到稱帝，先後在政治舞台上活躍了45年。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涯中，武則天基本上是反對酷吏的，只是在改朝換代前後的特殊情況下，才使用酷吏。這就是說，武則天並非始終器重酷吏。酷吏在武則天統治時期存在的時間是相對較短的。武則天之所以在改朝換代前後重用酷吏，完全是政治鬥爭的需要。當她的統治受到政敵嚴重威脅的時候，她要用酷吏來誅殺異己，擺脫危機；當她的統治穩固之後，她便以循吏治天下，而將酷吏無情地拋棄。顯然，酷吏只不過是她用來打擊政敵的工具。武則天並沒有把行政大權交給酷吏。所以，說武則天實行「酷吏政治」是很不恰當的3，要以此來否定武則天，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二、武則天能不能用人納諫
人們在評價武則天時爭論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武則天能不能用人納練。「用人」和「納諫」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所謂「用人」是指使用有才能的人，提高行政效率，不斷改良政治。所謂「納練」則是採納正確意見，集中統治階級的集體智慧，在行政決策中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否定武則天的人認為武則天用人唯親，「所用皆昧死要利之徒」4，也不能聽取不同意見，往往拒諫飾非。肯定武則天的人則認為用人納諫是武則天的特長。我曾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探討，認為武則天是能夠用人納諫的，而且表現得相當突出。
以用人而論，武則天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選拔和使用。早在輔佐唐高宗的日子裏，她就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通過發展學校教育和完善科舉制度的辦法，積極培養和選拔人才。臨朝稱制以後，更表現出求賢若渴的精神，多次頒發《求賢才制》，採取科舉、薦舉和自舉等多種方法，不遺餘力，廣泛招攬人才。在武則天的提倡下，當時的大臣也多以薦舉人才為己任。朱敬則和狄仁杰就是如此。「敬則知政事時，每以用人為先。桂州蠻叛，荐裴懷古;鳳閣舍人缺，荐魏知古；右史缺，荐張思敬。則天以為知人。」5「仁杰常以舉賢為意，其所引拔桓彥范、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6史載武則天有知人之明，在她統治時期確實選拔出不少具有真才實學的賢才。像狄仁杰、婁師德、姚崇、宋璟、張說等人都是由武則天選拔出來的。這一點已得到許多史學家的認可。武則天用人有一個特點，就是把是否稱職作為用人的標準，用實踐來檢驗他們的才能。對於有才能的人，總是破格提拔，委以重任；對於不稱職的人則迅速解替，決不辜惜。中唐大臣陸贄說：「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薦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與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主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7宰相李絳說：「天后朝命官猥多，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語。及開元中，致朝廷赫赫有名望事蹟者，多是天后所進之人。」8大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兢為之用。」9明代大思想家李贄在《藏書》中也說：「試觀近古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專以愛養人才為心、安民為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於萬世之公鑒矣。」10
就納諫而言，武則天深知匡諫的重要性，經常鼓勵臣下進諫，因而在武則天統治時期出現了不少敢於面引廷爭，直言進諫的大臣，如朱敬則、魏元忠、狄仁杰、杜景儉等。為了廣泛聽取不同的意見，武則天甚至下令在朝堂上設置了「肺石」和「銅匭」。對於臣下提出的批評、意見和建議，都能虛心對待，擇善而從。比如，武則天為了推崇佛教，想造一個很大的佛像，狄仁杰認為有傷民力，直言進諫，武則天便下令停止工程，並且說：「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像這樣的例子，我們還可以從兩《唐書》中找出很多。對於不正確的意見，武則天也能擺事實，講道理，說明不予採納的理由。比如，吐蕃人在高宗晚年攻陷了「安西四鎮」，對絲網之路造成很大的威脅。武則天即位後，為加強西北邊防，讓宰相討論收復安西四鎮的問題，狄仁杰上書認為不如放棄安西四鎮，武則天即講明了安西四鎮的重要性和必須收復安西四鎮的道理。中國歷史上一些有作為的帝王在當政前期尚能納諫，但在取得了某些成績之後，便驕傲自滿，拒諫飾非。武則天則不同，她越到後來越能納諫。這也是她超過常人的地方。
三、武則天有沒有政績
武則天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子，而是一個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因此，評價武則天的關鍵是要看她有沒有政績。在這個問題上，學術界也存在著很大的爭議。否定武則天的人認為武則天當政時期，唐王朝出現了全面的倒退，他們把唐朝前期歷史的發展比作是馬蹄形，說武則天統治時期處於「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之間的低谷11。肯定武則天的人則認為武則天當政時期是唐王朝發展的重要階段。我認為是武則天很有政績的。這一點只要看一看武則天統治時期的社會狀況就很清楚。
武則天統治時期，政治比較清明。這在制定政策、任免官吏和處理階級矛盾等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現。武則天繼承和完善了唐太宗制定的各項重要制度，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若干改革，使國家的政策更適合於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武則天十分注意對官吏的任免。她不僅非常注重官吏的培養和選拔，而且非常注重官吏的考核和升降。她曾經撰寫過一本專門講述為臣之道的書，叫做《臣軌》，賜給各級官吏，讓他們認真學習12。對於能夠稱職，且政績卓著的官吏，她都能夠予以獎勵或破格提拔。如婁師德在河西屯田，甚有善政，武則天手制褒美13。王及善任益州都督府長史，武則天聽說他有才學，準備改授滑州刺史。當面交主談後，認為讓他當刺史是大才小用，遂留在朝中，升為宰相。姚崇思維敏銳，「則天甚奇之，超遷夏官侍郎，又尋同鳳閣鸞台平章事。」14對於不稱職的官吏，特別是貪污腐化的官吏，也都能及時予以貶黜或打擊。如索元禮「座臟賄」，被武則天處死15。由於武則天非常注意對官吏的任免，善於用人，所以武則天統治時期的吏治較好，從中央到地方，掌實權的以賢才為多，辦事認真，行政效率很高。雖然當時也出現過一些酷吏、外戚和男寵，但這三種人在武周政權中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他們根本不能左右國家政治。又由於武則天善於納諫，當時的言論也是比較自由的。比如在武則天臨朝稱制時，曾設置過「補缺」、「拾遺」等官。有人對武則天的用人政策不滿，在公共場合說：「補缺連車載，拾遺平斗量。耙推侍御史，眯目聖神皇。」御史官認為這是誣蔑武則天，遂將此人捉來，請求武則天治罪。武則天說：「但使卿等不濫，何畏人言乎！」此外，武則天還比較善於處理階級矛盾和民族關係。在武則天當政的數十年間，除發生過徐敬業等人的叛亂和少數民族貴族的幾次侵擾外，社會是相當安定的。
武則天統治時期，經濟有了明顯的發展。唐朝初期，曾出現過著名的「貞觀之治」，不過，那時剛從隋末的戰亂中解脫出來，全國的人口只有300多萬戶16，經濟剛剛走上正軌。經過唐高宗和武則天的統治，人口翻了一翻，到神龍元年（705）達到615萬戶17。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也都有了很大的改觀。在農業方面，武則天主張「勸農桑，薄賦徭」18。她繼續推行均田制19，並把勸課農桑、開墾土地和安扶百姓作為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標準。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一時期在全國範圍內修築了許多較大的水利工程，耕地面積進一步擴大，糧食產量也有了明顯的提高。在手工業方面，鑄造業、製瓷業和紡織業都有了長足的進步。以鑄造業為例，武則天即位後，曾下令鑄「九鼎」、造「大周萬國頌德天樞」。這些工程所用銅鐵達數百萬斤，規模宏大，技術相當先進。當時金銀器和銅鏡的製造水平，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在商業方面，隨著城市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商人階層趨於活躍，商品貿易相當瀕繁，甚至出現了「交貿往還，昧旦永日」的場面。
武則天統治時期，文化得到振興。史載，武則天能詩善文，精通書法，著述甚豐。她深知文化的重要性，所以十分重視學術文化的發展。當時哲學、宗教、史學、文學、藝術和科技領域都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其中宗教、文學和藝術方面的表現更為突出。在宗教方面，佛教成為地位最高的宗教，禪宗成為影響最大的佛教宗派。在文學方面，詩歌和散文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出現了像「初唐四傑」和陳子昂這樣的詩歌革新者，還出現了像蘇張說這樣的「大手筆」。朝中官吏基本上都有一定的文學修養。唐人沈既濟說：「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浸以成風。」20在藝術方面，出現了一大批書法家、繪畫家和雕刻藝術家。龍門的「大盧舍那像」、敦煌的「北大佛」就是武則天時代雕塑的。恭陵、順陵和乾陵的精美石刻，也是武則天時代的作品。此外，武則天當政時期還編修過卷帙浩瀚的《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和《字海》21。這些著作雖然沒有留傳下來，但對當時文化的發展無疑也有一定的貢獻。
武則天統治時期，國力也很強盛。從輔佐唐高宗時起，武則天就認識到加強國防的重要意義。臨朝稱制以後，更加注意與周邊少數民族和臨國的關係。對於朝鮮、日本、印度、波斯、大食諸國，武則天不僅遣使通好，而且親自接見外國使者，甚至連他們的路費都想得很週到。對於契丹、突厥和吐蕃等國內少數民族，武則天也採取了扶持的政策，積極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派漢族官吏到邊疆去，幫助少數民族酋長進行管理；把中原地區的種子、農具和其他產品運到少數民族地區，幫助他們發展那裏的經濟22。但是，對於少數民族貴族所發動的侵擾和叛亂，武則天則予以堅決打擊。如高宗末年，吐蕃一度侵佔西域，並威脅河西。長壽元年（692）武則天命大將王孝杰出擊，收復了被吐蕃侵擾的地區23。又如聖歷元年（698）秋，突厥陷定州，圍困趙州，武則天以宰相提兵，「許以便宜從事」，打敗了突厥貴族的進攻24。為了促進邊疆地區的開發和邊疆地區的安全，武則天特意在科舉制度中增加了「武舉」，專門發現和培養軍事人才，在軍隊中提倡忠君愛民、保家衛國的思想。此外，還在邊疆地區廣泛實行屯田25。通過這些措施，加強了國際關係和民族關係，鞏固了邊防，維護了國家的遼闊疆域。在武則天當政時期，唐朝的疆域最大。樹立在乾陵的六十一蕃臣像，就是當時國力強盛的歷史見證。
以上論述了有關武則天的幾個重要問題。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武則天並不是荒淫殘暴的人，所謂「殘忍」、「殘酷」、「殘暴」、「荒淫腐朽」、「生性好殺」大部分都是後人強加給她的污蔑不實之辭。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武則天有知人之明和納諫之明，她重視知識，善於用人，能夠集中統治階級的集體智慧。因此，她在決策上很少失誤，在行政上卓有成放，她的所作所為基本上都是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所以，就連一些反對武則天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她是封建時代的「明君」。武則天在唐代特定的歷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她參政和當政的40多年間，政治比較清明，經濟有所發展，文化得到振興，國力也很強盛。而這一切都為「開元盛世」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都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總觀武則天的一生，我們也可以看出，武則天不僅有勇於革新的精神，堅韌不拔的意志，日理萬機的才幹，而且具有良好的政績。應當說，武則天是中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是中國古代女性中的佼佼者，是中華民族的傑出人物。
* 王雙懷博士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1998-1999年度訪問學人，這是1998年12月1日他在本系所作的學術演講。
1 【清】趙翼《廿二史札記》卷19〈武后之忍〉。
2 詳細情況請參閱拙作《武則天評傳》中的有關章節。
3 拙稿〈武則天與酷吏的關係〉，將在《歷史與文化》第2卷上刊載。
4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
5 《舊唐書》卷90〈朱敬則傳〉。
6 《舊唐書》卷89〈狄仁杰傳〉。
7 《陸宣公集》卷17。
8 《李相國論事集》卷6。
9 《資治通鑒》卷205長壽元年一月條。
10 《藏書》卷56。
11
參熊德基〈武則天的真面目〉，刊《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創刊號。魏良弢〈論武則天〉，刊《新疆大學學報》
1979年第1、2期。
12 《全唐文》卷95〈臣軌序〉。
13 《冊府元龜》卷329。
14 《舊唐書》卷96〈姚崇傳〉。
15 《朝野僉載》卷2；《資治通鑒》卷204。
16 《新唐書》卷51〈食貨志〉。
17 《唐會要》卷84〈戶口數〉。
18 《新唐書》卷76〈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傅〉。
19 參《中國古代籍帳研究 • 錄文》、《敦煌文書》、《吐魯番出土文書》等。
20 《通典》卷15〈選舉三〉注。
21 《唐會要》卷36〈修撰〉；《新唐書》卷58〈藝文志〉。
22 《舊唐書》卷194〈突厥傳〉等。
23 《舊唐書》卷93〈王孝杰傳〉。
24 《冊府元龜》卷323。
25
《冊府元龜》卷329。
【學術演講】
赤鱲角考古發展史
林錦源
香港歷史博物館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小島的名字是怎樣得來的？其實該島的早期名字，至今已是難以稽查。但民間仍盛傳著兩種推測：大約在五百年前，這個島被命名為赤鱲洲，從這個名字，或者我們可以聯想到「紅鱲魚」，不知是否因為這裏附近的海域盛產「紅鱲魚」而得名呢？此外，有些人亦認為該島輪廓酷似人形，島上植物稀疏，黃土顯露之時，就更像人體赤露上身，廣州話就俗稱「打赤肋」。
赤鱲角島，位於大嶼山北岸東涌谷北面的一個大海島，面積約二點九平方公里。該島東西狹而南北長，草木稀少，黃赤土隨處暴露，風蝕嚴重。在1905年政府查勘新界土地使用情形時，島上長沙瀾，過路灣和亞媽灣天后廟一帶，已遍植稻田，島上居民以務農為生。究竟島上的稻米種植始於何時，現已難以稽查，相信不會早於二百年前，但是直至1970年，島上的稻米種植已經停產。除農業外，島上還有石礦開採事業，從1800年至1950年間約維持了近一個半世紀的時間，開採石礦的地點大部分集中在島的北端，導致北邊的海岸線也被改變了。
除早期地圖印有該島的地理位置外，史書還記載了一場發生於1809年的海戰，該場戰役就在赤鱲角海面發生，清政府的海軍擊敗了由張保仔所領導的海盜船隊。第二年，聲名狼藉的張保仔，終於向清廷歸降。
約於1833年，島上建成一座天后廟，建築材料以花崗岩為主，頗具特色。該廟於1990年間拆卸，全部建築材料皆獲保留，運往東涌黃龍洞擇地重建。在六十年代，由於大量中國難民湧入香港，部分難民受教會援助，遷居島上，導致人口激增。但十餘年後，由於農業耕作的式微，人口漸減。到1990年初，島上祇餘居民二、三十戶。
二、尋找先民的足跡 ——赤鱲角的考古遺址
第一位踏足該島的考古學家是路達。史戈菲先生（Mr. Walter Schofield），1931年他在島上首先發現一件石錛，這是香港先民在新石器時代所磨製的生活工具。其後，在五十年代，香港大學考古隊（香港考古學會的前身），亦在島上發現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和陶器。直至1979-1980年間，香港考古學會再次在島上進行發掘，在深灣村發掘出大量唐宋時期的陶瓷和古錢；另外在虎地灣亦發現第二個唐代遺址；在過路灣亦發現藏有極豐富的新古器時代遺物。從發掘的結果顯示，赤鱲角遠自新石器時代（約公元前四千年至前一千五百年）至晚唐及宋代（公元八至十三世紀），已有人在該島上生活聚居。
1989年9月，殖民統治時期的港督衛奕信爵士（Sir David Wilson）宣佈香港新機場的興建計劃，選址在赤鱲角，新機場的興建工程將會把全島夷為平地。為了搶救這些珍貴歷史文物免被新機場工程所煙沒，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香港賽馬會的前身）曾撥款資助香港考古學會在島上進行為期十個月的考古調查和搶救發掘工作。
考古搶救行動遂於1990年展開，考古隊的首要任務就是在該島進行全面的調查，尋找新遺址，紀錄舊墳墓和舊建築物，及在棄置的農地找出原來的耕作模式。最後，考古隊在島上確定了多個主要遺址進行全面的清理和發掘，這些遺址包括深灣村、虎地灣、虎地、蝦螺灣、長沙瀾、過路灣上和過路灣下等。
三、赤鱲角考古的收獲 ——先民生活的重現?/font>
大家知道甚麼是考古遺物嗎?遺物的內容十分廣泛，可以包括在考古遺址發掘出土的生產工具、日用品、裝飾品、古代工業製造過程中的廢棄物如石屑、碎陶片、銅渣等、植物莖幹、籽實、炭化穀物，甚至動物和人類遺骸。通過考古學家對遺物的研究，我們可以深入了解古人的生活方式和習慣。
赤鱲角就像香港考古文物的大寶庫，不但出土的文物種類繁多，年代亦跨越前後數千年的歷史。具體上，這些出土文物可以分為陶器、石器、金屬器物、和衣飾等多種主要類別。島上同時亦發現柱洞和窯址等重要考古遺蹟，現在將按照各種文物的分類，把先民的生活面貌重現各位的眼前。
（1）陶瓷器類
陶器和瓷器一直是古人飲食的重要用具，赤鱲角考古遺址出土的陶器，完全體現了香港古代先民所使用的生活器具的演化過程。例如深灣村出土的彩陶片是新石器時代中期（約公元前四千年至前三千年）的典型器物，在香港的其它考古遺址，亦祇有少量的發現。屬於同時期的陶器文物還包括虎地出土的高足陶豆，豆的足部有精緻的圖案作裝飾，它不單是一件實用的盛食器具，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美藝術品；過路灣出土的圈足泥質陶罐，以刻劃紋鏤孔作裝飾，燒製的火溫較低，容易碎裂，保存不易。
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約公元前三千年至前一千五百年）的陶器，數量和紋飾都較前期豐富。其中夾砂陶器較為普遍，它們多以繩紋或幾何圖紋為裝飾。過路灣出土的一件夾砂陶罐，口沿部分帶流，很明顯就是一件盛載飲料的器具；另一件夾砂陶器座，雖已殘缺，但仍看出是一件盛載食器的器具；虎地出土的一對夾砂陶罐，保存十分原整，可能是陪葬的明器。當然陶罐也有很多不同的用途，如盛載食物和煮食等。
當香港進入青銅器時代（約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前五百年），陶器的燒製技術也起了重要的變化，其中最大的特徵就是幾何印紋泥質硬陶的出現。這種陶器，胎質細密，紋飾拍印工整，燒成火候高，一般介乎攝氏1020度至1150度之間。過路灣出土的一件夔紋（或稱雙“F”紋）硬陶罐，成品堅硬，扣之鏗鏘有聲，器身底部以方格紋作裝飾，肩部的兩個圓點裝飾，似是模仿中國北方青銅器上獸眠的特徵。各類幾何紋飾如菱格紋、重圈紋、凸點紋、雲雷紋皆可在過路灣出土的泥質硬陶器上找到。部分陶器的口沿還刻有符號，可能是陶工的標記。
島上另一類重要的陶器發現，是唐宋時期（約公元九世紀至十三世紀）的陶器日用品，包括碗、盤和罐之類的器皿，都是在深灣村發掘出土的。這些陶器的型製顯示大部分皆屬廣東地區主產；多屬青綠釉類，也有褐黃軸，有些精美的陶片是原自著名的湖南長沙窯。近代的青花瓷器也有出土，大都屬較晚時代的民窯青花瓷，珍貴程度遠不及前者。
（2）石器類
石器是遠古時代先民生活的主要用具，特別是原始社會，他的用途更為廣泛。考古學家在赤鱲角遺址發現了大批石製工具，證明新石器時代的香港先民已具相當的智慧。虎地灣出土的一件礫石工具，器身就刻有精緻的美術刻紋，匯集藝術和實用於一身，是香港史前時期一件十分重要的藝術品。其他一些常見的石器工具還包括石斧、石錛、石硾和礪石等。這裏所見都是虎地出土的石斧和石錛，大家知道兩者之間的分別嗎？石斧是砍伐工具，特徵是雙面刃。石錛是單面刃，分有肩和無肩兩種，是砍削木料的工具。虎地南出土的這件石硾，器身中間有凹痕，顯然就是錘擊的工具。礪石由於滿身都是坑紋，故推斷是磨製器物所造成的。至於捕獵野獸則要借助石矛和石箭鏃等武器的幫助。石網墜相等於現代的鉛，是沉網捕魚的工具。
（3）金屬文物
約三千五百年前，香港進入了青銅器時代，這個時期的先民亦開始懂得金屬的鑄煉技術，利用金屬製造日常生活的器具。過路灣出土的三對銅斧石鑄範就是一個好例子，這些鑄範最少證明島上的住民擁有鑄煉金屬的技術和工具，可以不假外求。此外，過路灣還出土了兩把青銅篾刀。在深灣村亦發現了鐵斧和鐵刀，據專家考證是屬於唐代（公元六一八年至九零七年）的遺物。對於青銅的應用，最廣莫過貨幣的鑄造。深灣村發現了數百枚銅錢，大部分都是唐代最通行的開元通寶，是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始鑄的。還有兩枚五銖錢，最早可追溯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年）。過路灣發現的一些北宋時期銅錢，如淳化元寶，屬於北宋太宗時期（公元九七六年至九九七年）鑄造的；熙寧元寶則屬北宋神宗時期（公元一零六八年至一零八五年）鑄造的，距今已有一千年的歷史了。在1993年，當赤鱲角島和東浦間的海藏展開挖泥工程時，建築工人在海底撈獲一尊約一八零八年鑄成的清代銅炮，反映出這個海域的防務在晚清時期的重要性。
（4）飾物與衣服
「女為悅己者容」，這是恒久不變的定律，古代女性亦不例外。過路灣就發現了多件從墓葬出土的石英玦，相信是墓主人生前使用過的耳飾。在虎地亦有發現石玦的殘片和石環心，顯示這裏曾經是飾物的製造工場。深灣村亦發現了一枝青銅髮簪，相信是唐、宋時期的遺物。虎地出土的一件樹皮布石拍，用途特別，據考古學家考證是新石器時代先民利用植物樹皮纖維製造衣料的工具。深灣村出土的一組陶紡輪，其實是紡紗工具，使用時加上木杆，利用紡輪和杆的自身重量和旋轉時的力度，可以將纖維拉成細紗線，比起原始手搓進步和省力。香港紡織史上最重要的發現，莫過於一小塊附在銅茅頭上的麻質織物殘片，它是香港現存最古的一塊古代纖維織物殘片，對了解早期先民的織造技術，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5）考古遺蹟
至於考古遺蹟又是甚麼呢？大家可告訴我嗎？遺蹟的範圍亦是十分廣泛，舉例而言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希鱲的神殿、秦始皇的陵墓、山上洞穴的壁畫等都可列作考古遺蹟。在香港，由於都市化的發展，不少考古遺蹟已遭受破壞或是長埋於石屎森林的腳下，幸好考古學家仍在郊外發現不少考古遺蹟，好像古代墓葬、古石刻、先民的房屋柱洞、唐代的窯址、清代的城垣和炮臺等等，這些遺蹟都能幫助我們重建昔日先民的生活面貌。
赤鱲角島上的遺蹟，除了亞媽灣的天后廟外，還可包括古代墓葬、柱洞遺蹟和窯址。前文提及在赤鱲角島上發現的古代文物，不少都是陪葬的明器，先民的墓地也是考古遺蹟的一種。至於虎地灣發現的柱洞，是杆欄式建築房屋的遺蹟，這種房屋是為了適應多雨而潮濕的環境而建，它的特點是整座房子以木柱支撐，離地而建。木柱一端埋入地下的柱洞內，房子的立柱、外牆、房內間格、門蓬和屋頂，估計是利用竹木、茅草或樹皮蓋搭而成。這種建屋風格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現代均有流行，主要分佈於中國長江流域及東南亞一帶。深灣村和虎地灣相繼發現的多座唐代殼灰窯遺蹟；蝦螺灣發現的十餘座宋代提煉金屬窯爐，這些發現都有助我們進一步了解和認識當年的石灰和金屬的提煉生產過程。
四、考古學與香港古代史的重建
在看完有關赤鱲角的珍貴出土文物後，大家對考古這門學科有甚麼意見和看法呢？究竟甚麼是考古學呢？各位可告訴我嗎？其實考古學是一門研究歷史文物的學科，考古學家的工作就像專門破解謎團的偵探，帶領我們進入時光之旅，探索遙遠的過去。考古學家憑藉專業的知識和豐富的經驗，根據古代人類留下的遺蹟和遺物，研究他們社會的歷史，從而了解他們的文化、社會和生活習慣。
赤鱲角的考古收獲最少給予我們以下一些啟示：
1.
虎地灣出土的一件具有六千年歷史的美術刻紋礫石工具和高足陶豆，在精緻圖案的相互配合下，證明了六千年前先民已充滿藝術細胞。這兩件出土文物在華南地區來說，都是極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器物。
2.
虎地灣出土的樹皮布石拍，將大幅度改寫中國織造業史的內涵，甚至對地球上亞熱帶至熱帶人類衣服歷史的重建，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3.
虎地灣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先民居住地點，保存原好，並發現多個建築物的柱洞，證明了當時先民是以杆欄式房屋為居所，也是華南地區房屋的典型。
4.
過路灣發現的三對鑄造銅斧用的對合式石範,每對石範皆可連接一起，極可能是鑄造銅斧的工具，這些文物證明三千年前的香港先民已掌握鑄造青銅工具的技術，可以不假外求。
5.
過路灣還發現了一小塊布片附在銅茅頭的一邊，布片後經政府化驗師證實是大麻纖維，是目前香港發現和保存的唯一一塊古代纖維織物殘片，據香港理工大學的紡織學專家認為，這塊布料的製造和編織技巧都相當高。
6.
深灣村和虎地灣相繼發現唐代殼灰窯，證明該島的石灰生產工業曾經十分興旺，石灰的材料主要是貝殼和珊瑚，附近海域提供了豐富的資源。這些殼灰窯群的發現，為千多年前的石灰生產方法和過程，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7.
蝦螺灣發現的十餘座窯爐，形狀與唐代殼灰窯有所不同，經測定為約公元一千二百年的宋代遺蹟，在遺址現場發現了一些礦渣，經化學分析後，証實這些礦渣幾乎全是鐵質，証明這裏的窯與提煉鐵礦有著密切的關係。雖然，它的運作方式還是未解之謎，但是它的獨特性在香港考古學上是前所未見的發現。
赤鱲角的搶救性發掘工作挽救了數千年前的珍貴文化遺產，這些文物和遺蹟在自然環境的保護下，已安然渡過數千年的歲月，早已成為香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但是社會的急劇發展和進步，將無可避免地導致一些考古遺址遭受破壞。赤鱲角的珍貴文物，不單告訴我們有關先民的早期生活狀況，亦提醒我們這群年輕的一代，應該懂得多認識和多愛惜香港的文化遺產。在英國150年的殖民統治下，本地歷史得不到適當的重視，香港人的根像被斬斷了，失去歷史的感覺和方向。透過這個講座的點滴介紹，希望能為我們尋回失去的根源。最後，希望您們有機會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或許有助增進您們在這方面的知識。
參考書目
鄒興華編：《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香港：香港市政局，1993年）。
秦維廉編：《赤鱲角考古》（香港：香港考古學會，1994年）。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文物館合辦《發掘無文字的香港》展覽小冊，展出日期1998年11月25日至1999年11月10日。
William Meacham ed.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hek Lap Kok Journal Monography IV. Hong Kong: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94.
*本文是迦密主恩中學、景嶺書院及慕德中學的聯校歷史學會所舉辦的歷史活動講座內容，演講日期是1999年3月9日，地點是將軍澳景嶺書院禮堂。
《教育雜誌》與近代中國的
歷史教學研究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教育雜誌》（The Chinese Educational Review）是商務印書館主辦的刊物之一，1909年（清朝宣統元年）在上海創刊，月出一冊，以研究教育、改良學務為宗旨。發行四十年，中間曾兩度中斷，至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停刊，共出三十三卷。1抗日戰爭開展後，《教育雜誌》從1938年起實際上在香港編印，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始被迫作第二度停刊。2
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教育雜誌》是出版時間最長、包羅內容亦廣的一個專門刊物。不過由於戰亂等原因，一般圖書館的收藏都殘缺不全，1975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將全套影印出版，以廣流傳。教育界近年逐漸注意到《教育雜誌》的重要性，可惜至今仍缺乏全面性或專門的研究。《教育雜誌》的內容相當廣泛，文章亦詳略不一，1915年至1941年間曾刊載探討大、中、小學歷史教育的文章二十多篇，其中不少見解至今還可引起共鳴；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的「歷史教育特輯」，更反映了抗戰期間歷史教育的狀況及其展望。大體上說，《教育雜誌》上這批文章可以按照內容分為四類：（一）史地教育論；（二）歷史教學法；（三）教材與課程；（四）歷史與教育。作者方面，除了學界、政界的名人如蔣夢麟、陳立夫之外，不少都是在史學界具影響力和有大成就的，如何炳松、陳東原、顧頡剛、黎東方、繆鳳林、錢穆等。可見歷史教育雖然沒有受到重視，有識見的學者卻願意為此花費心力。
一、史地教育論
首先，黃競白、徐映川、季禹九的〈小學歷史地理教學法〉指出：「歷史是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的現象，供給現代一般人活動的借鑒之學科；地理是研究地面上各種事物的分配，和他們對於人類的影響之學科。所以歷史、地理都是人的教育裏的一種重要工具。」此文又根據教學目的，參酌教學實際，定出原則十條：（1）歷史、地理宜混合教學；（2）宜偏重現代社會，多取時事做設計的出發點；（3）生活狀況宜先於天然環境；（4）宜注意發展兒童正當的國家觀念和國際同情；（5）宜打破本國與世界先後教學的陳法；（6）宜注意文化演進的歷程；（7）宜多用實地教學和實物觀察，以增進兒童的興趣和記憶力；（8）宜和公民科聯絡教學；（9）宜注意訓練兒童解決問題的能力；（10）宜注意涵養兒童研究史地的興趣和習慣。3
王芝九的〈小學歷史教學商榷〉，則集中於討論幾個問題：一、歷史教學的目的何在？二、歷史教學要有甚麼環境？三、歷史教學的取材應該怎樣？四、歷史教學材料要「文學化」嗎？4徐則敏的〈小學歷史學習之心理研究〉，指出講小學歷史學習心理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第二是目的問題；此文又根據實驗心理的結果，批評了教本的得失，進而探究學習歷史的心理歷程，並論述如何養成兒童學習歷史的能力。5
潘湛鈞的〈抗戰期間的高中史地教育〉，在國家危難的時刻為人們闡明史地教育的重要性6；徐炳昶的〈史地學者的責任〉一文，明白地道出：「在現在這樣的大時代當中，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所負的責任異常地重大，但是如果拿我們的人數和能力和我們應負的責任相比較，可以說是太渺小了！」7曾祥和在〈今後的史地教育〉中說：「改進之方，首須確定史地教育之目標，以民族為本位，而啟發國民之愛國心，激起其民族熱情。」8
二、歷史教學法
天民的〈歷史教授問答的發展法〉，強調「問答的發展法」旨在使教師與兒童共同研究歷史，令兒童不全居於被動的地位，其形式又分為「擴充的問答法」和「談話的問答法」兩種。9蔣夢麟在〈歷史教授革新之研究〉中指出：（1）教授歷史，當以學生之生活需要為主體；（2）教授歷史，當以平民之生活為中心點；（3）表揚偉人，政治家與科學家、發明家當並重。10
何炳松的〈歷史教授法〉分兩次在《教育雜誌》刊出，是一篇很重要的論文。二十世紀中國的史學家較全面和有系統地論述歷史教授法，當以此文為濫觴。作者指出「歷史同個人的記憶一樣，他是一種人類的記憶。……他的功用在於幫助我們明白我們自己的現狀，所以歷史對於我們是一種常常變化的東西。」教授歷史根本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使得過去能夠「活現」出來。教歷史的人，「第一應該能夠利用本地方各種歷史的遺跡，去幫助學生明白其他各地方的歷史。」除了本地的古跡和博物館外，可以幫助我們把歷史「活現」出來的東西，首先是歷史的模型，其次是歷史的圖畫，再次為地圖及圖表等，但最重要的還是教師口頭的說明。文中提到要選擇一本教科書，「第一步就是看他是否明白而確切。此外要研究書中的觀察點是甚麼，所附的地圖圖畫好不好，所附的參考書是否適當，所附的問題或大綱之類是否有用，目錄好否，文字如何等等。要試驗教科書是否真確，第一要明白著書的人是誰。他是否有著書的經驗同資格?」11
何炳松又說：「大概現在教學法上的趨勢在於養成學生自動研究的習慣。」其方法有三，第一是問答法，第二是互助法，第三是指導法。此外，還討論到參考書、考試等問題。文末強調教授歷史應具科學的精神，「所謂科學的精神就是注重普通的人同普通的事。」12
饒祝華〈中學歷史的教學〉一文，分述歷史教學的目的、教學設備、教學方法上的要點，以及成績考查、歷史測驗記分法等13，可供實際教學進行時的參考。
另一篇值得注意的論文，是陳東原的〈中學歷史課的教法與教材〉。此文分兩部分：上篇講教法，包括：（1）歷史教育之目的；（2）課本式教學法；（3）講演式之教法；（4）專題式之教法；（5）溯源式之教法；（6）教學方法之運用；（7）講述應遵之原則；（8）問題及其作法；（9）筆記簿之指導；（10）學生寫作之指導；（11）學生學習之指導；（12）如何考試。下篇講教材，包括：（1）教材組織之原則；（2）教材組織之學說；（3）教科書之分析；（4）大事年表之準備；（5）人名表之準備；（6）補充讀物與時事教學。14
三、教材與課程
郭增愷的〈史材商榷〉，強調「學校教育裏最要緊的問題」就是「教科書問題」，並且提出編寫「平民史」的建議15，這在當時和現在都是有新意的。
顧頡剛〈中學校本國史教科書編纂法的商榷〉一文，舉出史學的真義，批評「從前的歷史教科書，雖自己說包含有文化史的部分，實在只可說為完全的政治史。」要改去這個弊病，「應當不注重於政治上的治革統系，……而在他方面則努力搜輯出材料來，務使全社會的活動狀況大略可以表現。」16
顧頡剛又指出「歷史教科書上的主要事項，就是把進化的跡象指示出來。……如房屋的結構，食品的採取，桌椅、碗盞、服裝的起源和變遷，……若能在這些上面尋根究底，引起學生對於四週事物歷史研究，自然可以興起他們要求進步的感情了。」17關於剪裁課程的宗旨，則強調「寧可使歷史系統不完備，卻不可使擇取的材料不真確，不扼要。所謂歷史系統，原是朝代學派等一切繼承的事實。……人名和零散事實，總要刪減得越少越好……。」作者本著他的「疑古」精神，主張刪除傳說中的古史。不過他補充說，我們的宗旨「只是要求扼要的敘述，並不是置系統於不顧。系統的記載，亦自有考覈的需要。所以我們逢到人地的名目，組織的分配，事業的統計，時期的大事……，都可以編出許多表格，在教科書之外另出一本書，輔佐教科書而行，讓學生拿來做檢查參攷的資料。」18
梁園東〈對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的一點建議〉，集中於探討課程重覆的問題，認為學生「在初中學的是這一些東西，到了高中還是這一些東西，學來學去不過是這些東西，無怪乎中學生對歷史不感興趣，更無怪乎他們的歷史知識有限了！」所以他建議歷史課程應當是：（1）按各級學生的年齡、興趣，其理解能力所能接受的材料，分別規定教材；（2）凡低年級應詳述的，到高年級即不再細講，遇必要只略一提及，而為進一步的探討，倘低年級不便詳述只一提及的，到高年級即詳細敘述；（3）凡低年級已詳細述過的教材，到高年級時由教師隨時詢問使加以複習，如此甚麼是舊知及新知，始釐然不紊，各級學生方能隨年級的增加，其所學的亦增加起來。19
江應澄〈中學歷史教學實況之分析研究〉，分別闡述了師資、課程、教材、教法、設備、成績考查等。20黎東方〈關於大學中國通史課程的幾個問題〉，首先討論大學應否以中國通史為共同必修課程，接著對於中國通史的教法、教材以及課程的教育目標與教育方法等問題，都有具體的說明。21
四、歷史與教育
李季谷的〈抗戰建國中的歷史教育〉，申論歷史與民族復興的關係，教育者不認識歷史價值之危險，過去歷史教育之失敗，今日歷史教育應注意之點，以及歷史教材與人物等等。22
趙曾玨的〈歷史與國民教育〉，指出「歷史的含義與教育的主張是根本吻合的，因此，歷史一課，在近今教育上，佔著最主要的地位。」接著說明歷史和其他社會科學有密切關係，研究任何社會科學的人都應該研究歷史，就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和一般國民，都應該熟悉歷史。因此「研究歷史」實在是國民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種基本訓練，我們提倡讀歷史的理由有下列四點：（1）歷史可以了解民族演進，發揮民族精神，促成民族復興；（2）讀歷史可以認識人生的意義與價值；（3）讀歷史可以改進人類社會生活；（4）讀歷史可以提高國民國文水準。作者希望史學家、文學家一致奮起，「建立中國新的正確精審的歷史」；更希望有志於研究歷史的青年努力邁進，共同完成此「立言」不朽的偉業。23
陳立夫的〈要為創造歷史而講歷史寫歷史〉，是在中等學校史地教員講習會的講詞，此文首先指出講習會的意義：第一，是要知道史地之所以成為專門學問的本因；第二，是要知道中國歷史的特色；第三，是要知道歷史是最富於實驗性的科學；還有，是要知道一國的國民必須理解本國的歷史地理，始能激發愛國的熱忱。「我們為了將來，纔愛護過去，所以歷史者非為過去，乃為將來。……大家不懂利用歷史的長處，最為可惜。」所以陳氏希望教師「從史地方面教青年立志，創造未來。並希望一方面研究教學方法，一方面寫史地教材。這是建國的偉業，要大家努力纔能完成。」24
繆鳳林的〈民族主義的歷史教育〉25，反映了在當時國內、國外的非常環境下，歷史教育的一些問題。此文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們明白到，在講求尊重客觀事實的歷史教育中提倡民族主義，必須恰如其份，逾度的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論調，是何等危險的事。錢穆的〈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26，為了增強中國人在動盪時代的自信，而對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化提出迴護的看法，其中若干論點是值得商榷的。錢氏被一些學者稱為「圓古派」，於此文可見端倪。
總的來說，在抗戰期間寫成的幾篇文章，尤其是陳立夫、繆鳳林、錢穆三人的著作，都流露了強烈的政治傾向。在半個世紀以後的今日，視之為研究近代中國歷史教育史的材料是較為適合的。
此外，楊賢江的〈近代史的設計教學法〉27，于化龍的〈新聞紙在中學歷史科中之地位〉28，都是根據美國的著作譯出；張伯謹的〈地理與歷史科的新動向〉29，則取材於日本；〈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一年來工作情形〉30，記錄了1941年間與史地教育有關的事項。這些文章，都可以作為研究民國時期歷史教育的參考資料。
五、總結和開創
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以新方法、新觀點對中國歷史進行新的研究，當自梁啟超發表《新史學》（1902年），批判封建史學、倡導史學革命開始。梁氏的《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其後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亦由商務印書館於1933年首次刊行。上述的著作，奠定了以民族文化為本位的中國新史學的基礎。
與此同時，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美國魯濱生（J. H. Robinson）著、何炳松譯《新史學》，此後又譯介了不少西方的歷史哲學和史法方法專著，把西方的新史學引入中國學界；另一方面，1924年又有李大釗（守常）《史學要論》的出版，此書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特別是史學理論的建立有開創性的意義。換句話說，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界的三大新史學流派，其初的發展都與商務印書館有關。
商務印書館在歷史教育方面的參與和貢獻，更是眾所周知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國歷史教科書》三冊（1904-1906年），是最早採用章節體並以進化論觀點敘述中國歷史的新式教科書；他如陳慶年編《增訂中國歷史教科書》、呂思勉編《本國史》和顧頡剛、王鍾麒編《本國史》等等，都有相當的影響。
不過，中國的史學界一向不重視歷史教育，對歷史教育和教學方法的探討，更付闕如。鄭鶴聲的《中學歷史教學法》（南京：正中書局，1936年），似乎是二十世紀前期這方面唯一的著作。除此之外，刊載在《教育雜誌》上的二十多篇文章，相信是最能反映有關研究和討論進程的材料了。
經歷了大半個世紀，隨著環境的變遷，有的看法已成為時代的印記，但也有不少見解至今仍有現實的意義，值得我們反覆深思，甚至作為邁向新世紀的參考。以下幾點，是筆者想特別提出來的：
第一，是歷史科和地理科互相配合的問題。史地教育本為一體，可是在現代香港的學校教育中，史、地兩科的關係越來越疏，已經不只是學科本身的損失那麼簡單了。藉著上述這批文章，希望可以重新思考這兩科在資訊時代教育中相輔相成的關係，發揮史地教育應有的巨大功能。
第二，是歷史教育從小學、中學以至大學的延續性問題。幾篇有關小學歷史教學的文章，固然可以作為初中歷史教學的參考，不過最大的意義，是清楚說明了歷史教育適宜從小學開始。現時香港的小學課程，雖然提到幾個歷史人物，但缺乏完整的歷史教育，必須及早改善。在中學裏，初中還好一些，中四至中七只有文科學生才會選修歷史，其實也談不上全面而普及的歷史教育。外國的大學生，不論專攻甚麼科系，很少不學點本國史的，在香港卻完全相反。歷史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學科，是認識人性和養成人格的基礎，只有在不注重「人」的教育制度下，才把歷史教育局限於最低限度。
第三，是歷史教育應受注重和不斷更新的問題。人類社會從遠古以來就不停地演進，二十世紀的急劇發展更是前所未有的，知識既是長期積累而成，同時也要不斷更新。探討——整理——再探討，是提升學問層次的梯階，學者若能對前人的成果多加注意和借助，自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史學界重視歷史研究而忽略歷史教育，其嚴重程度已到了影響史學發展的地步。不待二十一世紀來臨，資訊時代早已開步，社會各界都大力支持資訊科技教育，但對其方向和內容卻感茫然。歷史研究原是人類社會最大的資訊系統，又有多少人認識得到？與其等待別人去發現，不如由史學界本身努力做起！
總之，歷史教育的提倡，歷史知識的整理，歷史教材的編製，還有歷史科與資訊科技的配合問題，以及歷史學在現代社會如何發揮其效用等，是史學教研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任務。
1
參閱王雲五〈景印教育雜誌舊刊全部序〉，見《教育雜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影印本）卷
首。
2 參閱《商務印書館百年大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1938年條及1941年條。
3 《教育雜誌》第16卷第2號（1924年2月）。
4 同上。
5 《教育雜誌》第22卷第12號（1930年12月）。
6 《教育雜誌》第28卷第2號（1938年2月）。
7 《教育雜誌》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歷史教育特輯」。
8 同上。
9 《教育雜誌》第7卷第2號（1915年2月15日）。按：天民可能是余天民。
10 《教育雜誌》第10卷第1號（1918年1月）。
11 《教育雜誌》第17卷第2號（l925年2月）。
12 《教育雜誌》第17卷第3號（1925年3月）。
13 《教育雜誌》第30卷第6號（1940年6月）。
14 《教育雜誌》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歷史教育特輯」。
15 《教育雜誌》第12卷第l0號（1920年10月）。
16 《教育雜誌》第14卷第4號（1922年4月）。
17 同上。
18 同上。
19 《教育雜誌》第26卷第1號（1936年1月）。
20 《教育雜誌》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歷史教育特輯」。
21 同上。
22 《教育雜誌》第30卷第8號（1940年8月）。
23 《教育雜誌》第31卷第2號（1941年2月）。
24 《教育雜誌》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歷史教育特輯」。
25 同上。
26 同上。
27 《教育雜誌》第13卷第8號（1921年8月）。
28 《教育雜誌》第20卷第1號（1928年1月）。
29 《教育雜誌》第27卷第2號（1937年2月）。
30 《教育雜誌》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歷史教育特輯」。
香港的敦煌石窟畫展和出版活動
敦煌石窟是中國古代歷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偉大遺產，有關的研究亦已奠定了規模。香港商務印書館為了配合《敦煌石窟全集》的出版，在1999年10月間舉辦了以下一連串的活動：
石窟壁畫《五台山圖》展覽
10月8日至17日，在九龍海港城內舉行「發現敦煌富麗世界——全球首展最大石窟壁畫之五台山圖」展覽。饒宗頤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段文杰教授（敦煌研究院榮譽院長）、李祖澤先生（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等，在開幕典禮上發表講話。這幅巨大壁畫還先後在香港時代廣場和沙田新城市廣場展出，直至11月中旬。
「敦煌與中國文明」講座
10月8日下午在北角敦煌酒樓舉行，由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陳萬雄博士及助理總編輯張倩儀小姐主持，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賀世哲教授、孫修身教授介紹石窟的情況，及講述敦煌佛教藝術與中國文化問題等，參與討論的有唐振常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丁新豹博士（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嚴瑞源先生（區域市政總署博物館總館長）、曾柱昭先生（香港藝術館總館長）、楊春棠先生（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總監）、陳特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蘇基朗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周佳榮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等。
敦煌「立體石窟匯展」
10月8日至31日在銅鑼灣商務印書館圖書中心展覽廳舉行「發現敦煌富麗世界——立體石窟匯展」，複製一個立體的元代洞窟，內有千手千眼觀音，施財觀音等工筆尊像畫及菩薩塑像等，使參觀者有置身敦煌石窟的感覺。
《敦煌石窟全集》陸續出版
敦煌研究院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共有28卷，除《總卷》外，分為三大類：佛教類包括《佛傳故事畫卷》、《本生•因緣故事畫卷》、《尊像畫卷》、《塑像畫卷》、《佛教東傳故事畫卷》、《阿彌陀經畫卷》、彌勒經畫卷》、《法華經畫卷》、《華嚴經畫卷》、《報恩經畫卷》、《密教諸經畫卷》、《楞伽經畫卷》；藝術類計有《圖畫卷》（上、下）、《飛天畫卷》、《音樂畫卷》、《舞蹈畫卷》、《山水畫卷》、《動物畫卷》、《人物畫卷》、《建築卷》（上、下）；社會類分為《生產科技畫卷》、《服飾畫卷》、《民俗畫卷》、《交通畫卷》和體育軍事畫卷》。1999年先出四卷，其餘各卷陸續出版。
新書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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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詠聰著《德•才•色•權 ——論中國古代女性》，台北：麥田出版，1998年。（397頁） |
本書收錄論文九篇，依次為：（1）〈先秦時期之「女禍」〉觀；（2）〈漢代之婦人災異論〉；（3）〈漢代「婦人言色亡國」論之發展——「女禍」觀念形成的一個層面〉；（4）〈漢人對太后攝政之議論〉；（5）〈魏晉以還史家對后妃主政之負面評價〉；（6）〈中國傳統才德觀及清代前期女性才德論〉；（7）〈清代前期關於女性應否有「才」之討論〉；（8）〈清代前期女性才命觀管窺〉；（9）〈《奩史》初探——兼論類書中女性史料之輯錄〉。
著者在〈自序〉中說，「德」、「才」、「色」、「權」四個字，基本上涵蓋了本書各文的幾個重點論題，主要包括古人對婦人才德、才命、才色諸問題持的不同意見，以及歷史上「女禍」觀念的緣起和發展。明代葉紹袁提出婦人三不朽的見解，「德」、「才」、「色」的先後本末關係，足以代表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念；著者在三不朽之後加上「權」，使居末席，因為傳統社會不提倡婦人追求「權」，按理應該放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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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嫣梨著《妝臺與妝臺以外——中國女史研究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本書收錄有關中國婦女史研究的論文十二篇，依次為：（1）班昭與《女誡》；（2）〈王昭君〈上元帝書〉及〈又報元帝書〉試析；（3）徐淑及其〈答夫詩〉；（4）《詩品：齊鮑令暉齊韓蘭英》箋證；（5）從唐金城公主之上表說到唐蕃二國之關係；（6）朱淑真事跡索隱；（7）顧太清的思想與創作；（8）從徐燦到呂碧城——清代婦女思想與地位的轉變；（9）呂碧城與清末民初婦女教育；（10）張若名與五四時期的天津婦運；（11）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與婦女地位；（12）中國婦女教育典範的轉換。
著者在本書〈序〉中說：「中國婦女生活史，是一部由妝臺步向妝臺以外的歷史。這種步伐、這種進步、這種轉換，是與時代並進的，也是歷史應有的發展。不過，中國歷史中的婦女，無論她們生活在妝臺的時代，或是生活在妝臺以外的時代，她們都是在歷史中真真實實地生活過。」書中的論文，就是從不同時代和人物印證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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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榮著《新民與復興 ——近代中國思想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年。（298頁） |
本書論述近代中國名思想家梁啟超（1873-1929）、章太炎（1869-1936）、孫中山（1866-1925）、蔡元培（1868-1940）等的言論和活動，以及《時務報》、《新民叢報》、《民報》等報刊對維新和革命的影響，從而探討百多年來國家民族與政治、文化、學術的更新創造，並為亞洲的復興尋找前路。全書共有十五篇論文，分為以下三輯：
第一輯「亞洲聯繫的開展」，內容包括近代中國思想家的亞洲觀，明治日本人在中國的言論活動，戊戌維新時期思想家的日本認識；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思潮，和他與《越南亡國史》一書的關係。
第二輯「維新和啟蒙思潮」，主要討論梁啟超早期的言論和思想，尤其是《新民說》一書的內容，以及梁氏與近代中國學術文化的更新；從思想史看《新民叢報》，並評價《民報》與《新民叢報》的論爭。
第三輯「政治變革與復興」，分別探討章太炎與印度民族獨立運動，辛亥革命對亞洲的影響，孫中山論中日關係和印度問題；又從清末中日關係論蔡元培思想的發展，並闡述魯迅（1881-1936）與蔡元培二人從拒俄運動到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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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強主編《王爾敏教授七十華誕暨榮休論文集》，香港：本書編輯委員會，1999年。（339頁） |
王爾敏為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並先後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及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等校。本書是王氏的學生李金強所編，書首有梁家麟〈王爾敏師的生平與學術〉，以下論文分為三部分：（一）近古史——馬楚堅〈馬廷鸞的家世及其際艱扶世之風節〉、鄭宗義〈明儒陳白沙學思探微——兼釋心學言覺悟與自然之義〉；（二）近代史——王家儉〈海防問題與兩岸關係——勢與理之歷史觀照〉、李志剛〈鮑留雲牧師在港對留學運動之影響及其將資本主義思想之引介〉、李金強〈王韜與基督教（1849-1862）〉、黃文江〈歐德理的漢學研究〉、陳俊華〈從清季滇案看英國對華的企圖及清廷因應之道〉；（三）現代史——王壽南〈陸費逵與中華書局〉、邢福增〈史學意識形態化的糾結——記五十年代評價基督教會自立運動的一場論爭〉、王仲孚〈試論歷史教科書的主體意識〉、林天蔚〈《中日地方史志比較研究》評介〉。附錄〈王爾敏教授著作表〉。
李金強在〈編者序〉中說，本書所收論文「涉及政治、軍事、外交、思想、教育、出版以及基督教史，此皆爾敏師生平撰著多所相關者，其中近代中國基督教史一項，論文尤多，此項專史，為爾敏師於香港教學所播下之種子，遂成為近日香港史學界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方向之一，於此亦可見爾敏師與香港之中國近代史研究關係之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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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紹霖著《文明的憧憬 ——近代中國對民族與國家典範的追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217頁） |
本書有周策縱教授的〈序言：從形象憧憬進到真知〉，〈導論〉以下分為六章：（1）〈他山之石？先進國家民族在文化交流中的典範作用〉；（2）〈開明帝制：俄國對中國維新志士的啟示〉；（3）〈富國強兵：大英帝國對改革派的啟示〉；（4）〈文明與革命：法國與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5）〈火鳥重生：德國與民國政治文化〉；（6）〈結論及觀察〉。末附徵引資料目錄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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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榮著《亞太史研究導論》，香港：利文出版社，1999年。（181頁） |
本書收錄文章二十篇，分為三部分：第一輯綜論亞洲研究和亞太觀，以及中日關係；第二輯集中於東亞研究，包括韓國史和日本史諸問題，如「日本學」書目舉要、日本現代史的分期問題、日本天皇制的變遷等；第三輯為東南亞研究，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有關的中外文著作，例如越南漢文史籍、日本的東南亞學等；此外，附錄譯文兩篇及〈師門十年記——陳荊和教授與我〉、〈香港史學研究的新趨勢〉、〈「香港學」中文著作提要〉。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Lee Kam-keung, Lau Yee-cheung and Mak King-sang (eds.),
Coastal Defense and Maritime Economy of Moder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1999). 472 pp.
In 1842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cquired Hong Kong after the Opium War for strategic and economic reasons. On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have swiftly passed by, Hong Kong, though having lost its strategic posi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fast-growing metropolises in South East Asia.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witnessed how the age of naval supremacy gave way to a new era of global economy. Nevertheless, Hong Kong and its adjacent areas have inherited a hug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China’s navy and maritime economy. In May 1998,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Coastal Defense staged in th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er its first exhibition. One month later,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the Lingnan College and the Hong Ko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jointly organized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ritime Defense in Modern China, in which more than forty scholars from China, Hong Kong,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ipated. These two events attracted a huge audience and aroused public interest in this subject.
This conference volume, funded by the Provisional Urban Council of Hong Kong, contains twenty-four articles, twenty-one in Chinese and three in English, which are selected and reviewed by a committee formed by six senior scholars. The first part “Ideas and Documents of Maritime Defense” consists of nine articles, which trace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maritime defense, analyze the thoughts of Chinese naval strategists, and examine the most important written sources about this subject since the Ming dynasty. The ten articles in the second part subtitled “Naval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ly deal with issues like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vy, coastal defense in modern China and major sea battles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final part “The Chinese Maritime Economy,” five articles join force to demonstrate the influence of long-distance trade on the Chinese economy.
Both Ma Yau Won, the author of the “Preface” and Lee Kam Keung, one of the three editors of this volume, point out that maritime defense of modern China remains an overlooked subject. For them, given the rich historical sources available, younger generation of historians should pursue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area.
(Information Unit)
Chow Kai Wing and Clara Wing-chung Ho (eds.), The HKBU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Lee Man Publication, 1999). 250 pp.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which was a branch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before 1978,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into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teaching and research unit whose achievements are widely recognized. Its strengths lay in its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extensive training in historical methods, emphasi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above all, the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its faculty members who received their doctorates in Britain, Germany, Hong Kong, Japan, Taiwan or the United States. To celebrate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research findings with read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historical studies, each of the thirteen academic staff of the department contributes an article to this volume. Though a commemorative publication designed for the above purposes, articles collected have been reviewed by experts in relevant fields and revised by the authors before publishing,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ir qualities can equal any refereed journal articles. These explain why the editorial work has taken three years to finish.
The specializations of the department’s academic staff are fully demonstrated in this volume. While five of its articles are in English, eight are in Chinese. Topics of articles include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by Wong Yin Lee and Huang Shuanghuai),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by Clara W. C. Lau), Sino-Japanese Relations (by Chow Kai Wing and Lam Kai Yin), History of Hong Kong (by Stephanie P. Y. Chu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y Lee Kam Keung and Danny S. L Paau),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by Barton Starr and Timothy M. K. Wong), Sino-American Relations (by Yik-yi Chu), Modern Scottish History (by James Stewart) and Contemporary German History (by Ricardo K. S. Mak). These thirteen original and well-researched articles enable r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emphasis of this department.
As Chow Kai Wing, one of the editors, mentions in the Preface, it is hoped that this journal can come out regularly in the future, thus contributing to historical studies in Hong Kong by providing a forum for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historians in and outside Hong Kong.
(Information U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