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報人 - 第二期


	本報評論

不畏權貴乎敢言直筆哉 ── 林子斌		讀者信箱 Gmail: sanpoyan0910 歡迎提供消息及意見
中國自1978年推動經濟改革以來，媒體的空間亦隨著市場經濟急速發展而有所開放，商業廣告、娛樂新聞等逐漸呈現在媒體平台上。與此同時，新聞工作者努力突破言論框框——「打擦邊球」，擺脫過往「唱好主旋律」的做法，揭露社會黑暗一面，針砭時弊。他們雖屢建奇功，但面對當局的嚴格限制，往往只能是「雞蛋碰牆壁」，最終黯然離去，又或身陷囹圄，「南方報業」程益中等人的遭遇正是當中一例。在過往共產主義的新聞理論下，傳媒專屬執政黨的喉舌，編採單位不能自主報道社會新聞。時至今日，新聞媒體仍然不得不跟從中央指示，諸如一些群體性事件需要採用新華社通稿，以及壓下記者的調查報道等等。就以聞名於中國新聞界的《財經》雜誌為例，據《亞洲週刊》報道，新疆七五事件中，一名記者在新疆遭遣返北京，報道最後無法刊登。此外，石首事件跟蹤稿、吉林通鋼事件等等均受到上級壓力。主管單位曾批示，要求編輯部「回歸財經領域，正面報道」。當局不僅打壓報道，新聞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亦受到威脅。	新疆漢維衝突中，一名香港電視台記者及兩名攝影師遭拘留毆打；而較早之前，另一電視台隊伍亦在四川採訪譚作人案時被指藏有違禁品，於酒店房間內被限制活動。以上種種只不過是冰山一角，但足以反映輿論監督的脆弱，也突顯了政府對公眾知情權的蔑視。然而，新聞自由的壓力不單源於政府箝制，商業利益的滲入亦日趨嚴重。有別於昔日的政府補助，媒體現在得自負盈虧，而廣告收益成為了媒體的主要收入來源。當新聞報導牽涉到巨大商業利益時，新聞的客觀性和及時性可能被犧牲掉，甚至以「掩口費」交換社會良心。去年首次揭露三鹿奶粉事件的記者簡光洲，事後曾於博客寫道，「大學時上西方新聞史時，教授們批判西方媒體被財閥們所掌控，在打著自由名義的同時又失去了自由，年輕的我們曾對此非常失望。然而，在短短的十來年內，中國的媒體似乎在遭受著同樣的被企業收買和控制的命運。」想起數以萬計的中國嬰孩同遭此人禍，當時傳媒的「腰骨」往哪裡去？中共建政六十年，方陣閱兵，煙花滿京。看見如此盛況，身為新聞工作者，除了說「國運日隆」等那些人人都懂的祝辭頌語外，也別忘記「船頭瞭望者」的使命，堅持批判精神，為國家這條大船，多說點實話，看清點方向。

不畏權貴乎敢言直筆哉 ── 林子斌		讀者信箱 Gmail: sanpoyan0910 歡迎提供消息及意見
中國自1978年推動經濟改革以來，媒體的空間亦隨著市場經濟急速發展而有所開放，商業廣告、娛樂新聞等逐漸呈現在媒體平台上。與此同時，新聞工作者努力突破言論框框——「打擦邊球」，擺脫過往「唱好主旋律」的做法，揭露社會黑暗一面，針砭時弊。他們雖屢建奇功，但面對當局的嚴格限制，往往只能是「雞蛋碰牆壁」，最終黯然離去，又或身陷囹圄，「南方報業」程益中等人的遭遇正是當中一例。在過往共產主義的新聞理論下，傳媒專屬執政黨的喉舌，編採單位不能自主報道社會新聞。時至今日，新聞媒體仍然不得不跟從中央指示，諸如一些群體性事件需要採用新華社通稿，以及壓下記者的調查報道等等。就以聞名於中國新聞界的《財經》雜誌為例，據《亞洲週刊》報道，新疆七五事件中，一名記者在新疆遭遣返北京，報道最後無法刊登。此外，石首事件跟蹤稿、吉林通鋼事件等等均受到上級壓力。主管單位曾批示，要求編輯部「回歸財經領域，正面報道」。當局不僅打壓報道，新聞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亦受到威脅。	新疆漢維衝突中，一名香港電視台記者及兩名攝影師遭拘留毆打；而較早之前，另一電視台隊伍亦在四川採訪譚作人案時被指藏有違禁品，於酒店房間內被限制活動。以上種種只不過是冰山一角，但足以反映輿論監督的脆弱，也突顯了政府對公眾知情權的蔑視。然而，新聞自由的壓力不單源於政府箝制，商業利益的滲入亦日趨嚴重。有別於昔日的政府補助，媒體現在得自負盈虧，而廣告收益成為了媒體的主要收入來源。當新聞報導牽涉到巨大商業利益時，新聞的客觀性和及時性可能被犧牲掉，甚至以「掩口費」交換社會良心。去年首次揭露三鹿奶粉事件的記者簡光洲，事後曾於博客寫道，「大學時上西方新聞史時，教授們批判西方媒體被財閥們所掌控，在打著自由名義的同時又失去了自由，年輕的我們曾對此非常失望。然而，在短短的十來年內，中國的媒體似乎在遭受著同樣的被企業收買和控制的命運。」想起數以萬計的中國嬰孩同遭此人禍，當時傳媒的「腰骨」往哪裡去？中共建政六十年，方陣閱兵，煙花滿京。看見如此盛況，身為新聞工作者，除了說「國運日隆」等那些人人都懂的祝辭頌語外，也別忘記「船頭瞭望者」的使命，堅持批判精神，為國家這條大船，多說點實話，看清點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