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稿

浸大调查确认海外佣工对香港家庭的正面影响

星期一, 2021年11月15日

由香港浸会大学（浸大）进行的一项研究，探讨香港家庭聘用海外佣工的做法，其独特之处是从本地僱主角度出发，了解他们作出聘用决定的因素、僱佣关係的稳定性，以及聘用外佣对僱主家庭的影响。

是项研究由浸大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家乐博士领导进行，题为「家中的陌生人/佣工：在香港聘用家佣与家庭关係的综合分析」。研究工作获研究资助局「杰出青年学者计划」资助。

研究团队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以面对面的问卷方式，向已婚夫妇进行了具代表性的住户调查，并于2019年3月至2020年3月期间进行了25次深入的跟进访问。参与调查的包括2,003对妻子年龄介乎18至55岁的已婚夫妇，25.7%的受访者有聘用过外佣，当中有18.5%在调查时正聘用外佣。

外佣需求40年来大幅上升

群组分析显示，香港已婚夫妇对外佣的需求，在过去40年来大幅上升。于1980年代结婚的受访者，在婚后一年、五年及十年内开始聘用外佣的比例分別为1.3%、5%及8%；而在2010年代结婚的受访者，有关数字分別大幅上升至5.4%、21%及30%。

调查数据亦显示，已婚夫妇聘用外佣的做法变得更持久。于1980年代结婚又曾聘用外佣的受访者，在一年、五年及十年内停止聘用的比率分別为9%、38%及68%；而在2010年代结婚的受访者，有关数字则分別跌至4%、18%及32%。

聘用做法持久但不稳定

虽然聘用外佣的做法变得更持久，但并沒有变得更稳定。在所有曾聘用外佣的受访者中，有三分之一曾经更换外佣；四分之一在开始聘用外佣的首四年内更换外佣。僱主对外佣的平均满意度，在1至10分当中，只有6.16分。

对外佣满意度较高的受访者，以及在聘用外佣的家庭下长大的受访者，他们与外佣的僱佣关係比较稳定。同时，如受访者育有较多子女，又或聘用来自印尼的佣工的，他们与外佣的僱佣关係倾向较不稳定。经济富裕、最年轻孩子的岁数、透过个人网络招募，都是僱主更满意外佣的相关因素。

聘用决定与妻子工作状况相关

是项研究把影响已婚夫妇聘用及终止聘用外佣的因素归类为需求、资源及意愿因素。与决定聘用外佣呈现相关性的需求因素，包括妻子和丈夫从事全职工作、妻子出任专业或管理职位、妻子年龄、育有新生婴儿，以及家庭中子女的数目。

属于资源因素的家庭财富，以及夫妇有在聘用外佣的家庭长大的经验、社交圈子聘用外佣的普及性，以及香港家庭聘用外佣的普及性等意愿因素，都与聘用外佣的决定呈正面的相关性。

从调查结果可以观察到妻子的职业状况、育儿需要，以及受访者对聘用外佣的个人经歷和看法，与决定开始聘用外佣息息相关。

更多时间用于育儿及管理外佣

研究亦探讨聘用外佣的做法对家庭的影响，包括时间分配、家务评价及生育率。

研究团队重点调查至少拥有一名子女，并有聘用外佣的在职已婚夫妇。分析显示该群组内的在职父亲及母亲，比起相同背景但沒有聘用外佣的家庭，用于做饭、购买杂物、清洁、洗衣及洗碗等家务的时间，每星期平均分別减少3.6及6.5小时。研究亦发现这些聘用外佣的在职父亲及母亲，在比起相同背景但沒有聘用外佣的父母，用于育儿的时间每星期分別平均多2.9及3.4小时，而他们在聘用外佣后用于管理外佣的时间则分別为每星期1.7及3.7小时，包括分配工作、提供培训和进行质素管理。

研究亦发现，聘用外佣的夫妇对家务评价较高。比起那些沒有聘用外佣的夫妇，他们对家务安排的满意程度平均提高了5%，对配偶在家务的付出感到更高兴亦平均提高了9%。

聘用外佣与较高生育率相关

调查数据亦显示，聘用外佣的做法与已婚夫妇的生育率相关。研究审视了2000年后结婚的夫妇，发现育有一名子女并有聘用外佣的夫妇，在生育后六年内生育第二名子女的累积机率为43.3%，而沒有聘用外佣的夫妇的累积机率则为29.9%。然而，这种情况并沒有在已婚夫妇生育第三名子女时出现。

张家乐博士指出：「调查显示随着香港社会和经济蓬勃发展，僱用外佣的做法在香港已十分普遍，并为香港家庭带来很多正面影响。它为香港家庭考虑生育第二个孩子时提供弹性，并提高夫妇对家务以致日常家庭生活的满意度，使他们能够将更多时间集中在子女身上。」

张博士补充：「在香港，聘用外佣的做法并不局限于中上阶层，但收入较低的家庭在聘用外佣时会面对更多困难，例如居住空间有限影响外佣的住宿安排。要提高聘用的稳定性，亦需要更多关于招聘及如何处理僱佣关係的资讯。这些议题都需要从政策层面解决，从而让外佣能够对香港家庭以至整个社会作出更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