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大通訊
以文字回饋嶺南文化傳統：葛亮教授的小說創作觀
2022年9月29日
中國語言文學系的葛亮教授是華語文壇備受矚目的作家。他成長於南京，在香港生活工作20餘年，江南文化與嶺南文化融合浸潤的背景下，筆下作品滲透着深厚的文化底蘊，形成成熟且自然的敘事風格。
從成名作《朱雀》追尋故鄉往事、《北鳶》講述自己家族的過往，到今年出版的《燕食記》藉粵港飲食文化發展呈現中國百年社會變遷，葛教授透過文學寫作來回望歷史，讓現代讀者感受過去、認識當下。
獲獎小說《飛髮》叙述匠人故事
今年8月，葛教授憑中篇小說《飛髮》獲頒被譽為全球華文文學獎項最高榮譽之一的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是香港首位奪得這項殊榮的作家。《飛髮》描寫香港理髮行業，藉着親切而生活化的內容，呈現老香港的城市風貌與歷史，並審視在時代變遷下傳統行業的發展及從業者的個人命運。
小說的創作動機源於他經過北角一間理髮店，看到古老的旋轉燈箱緩緩轉動，被理髮店的懷舊感與理髮師們的經歷所吸引，於是萌生以此為題的寫作意念。葛教授表示：「我在作品中勾勒兩支不同理髮師的流派，一派是港式飛髮，另一派是上海理髮，藉以展示城市的變遷，也體現香港社會的包容力與活力。」
作品借手藝人對行業的信仰與堅守，反思文化傳統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他說：「《飛髮》的主題有關薪火相傳，傳統手藝在當代有個推陳出新的過程，年輕人通過當下的審美和價值觀，傳承上一輩的手藝。舊的東西在新時代裡遞變，產生新的價值，這正反映出我們文化傳統內在遷衍不息的生命力。」
《飛髮》收錄在《瓦貓》一書中，除了理髮師，書中另外兩篇小說《書匠》及《瓦貓》分別講述古籍修復師及陶藝師兩個傳統匠種的故事。葛教授近年來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並將這主題呈現於創意寫作上，積累成為一系列以匠人為主線的小說作品。他走訪各地工匠，了解他們的手藝與背後的故事，過程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匠人們對手藝的熱愛，以及對手藝傳承懷有通達的心態。
他曾接觸澳門一位木雕佛像匠人，子女從事金融行業，沒有繼承其手藝，不過他對傳統的留存仍很樂觀。「有科研機構為他做口述史記錄，對他的手藝也做了建模，將來若想復刻並不是難事，非遺傳承事業路途雖艱辛，但並非一曲輓歌。」葛教授認為，時代日新月異，但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自我更新的過程，而他更在意文化傳統在當下演變的趨向和發展的可能性，而不是單純將舊事物強留下來。
藉着文字回饋南京與香港
葛教授曾說，嶺南文化的開放、豐饒與包容，是他文學創作的泉源。
他表示：「南京是我寫作的溫床，香港則像是促動我文學表達的磁場。」2000年，葛教授離開了他一直成長的南京，到香港修讀碩士與博士學位。兩個城市在文化形態、人文環境及生活節奏有不少差異，對他頗有衝擊，驅使他躬身反照回望他出生和成長的故鄉，開始渴望以寫作表達內心。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朱雀》表達了他對南京的感情，之後，他以祖輩的經歷作為藍本，寫了《北鳶》，兩部長篇作品均入選「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小說」。《北鳶》更獲頒2016年度「中國好書」及入圍國家級獎項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決選作品提名。
他在香港出版第一部小說集《相忘江湖的魚》，獲頒首屆「香港書獎」，對他別具意義。他說：「這部作品寫的雖然是故土南京的人事與生活，卻受到香港讀者的喜愛。作為一個青年作者，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書得到這樣的回饋，是一個很大的鼓勵與推動。我相信，文學的意義是足以匯通地域的。」在他看來，人性中有共通之處，只要是真誠的作品，便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
他來港後創作了《浣熊》、《阿德與史蒂夫》及《燕食記》等一系列以香港與嶺南文化為題材的小說，通過寫作將感情回饋生活的地方。他表示：「小說家很重要的素質，是對於書寫的題材尋找一個情感的落點。在香港寫作的過程中，自己對這城市的情感逐步加深，想要去表達出來，用文字去回饋它。」
葛教授在文化藝術界屢獲獎項，包括第一屆與第十四屆香港書獎、香港藝術發展獎 、臺灣聯合文學小說獎首獎、「海峽兩岸年度作家」、《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國人物」等。
學者與作家的雙重身份
葛教授於2007年加入浸大，既是學者，又是作家，兩者相輔相成。學術研究注重理性思考，有利於小說創作的邏輯思維、結構、佈局；而且從事研究需要做大量資料搜集、田野調查及訪談，同樣地作家在下筆寫作前必須做足夠的準備功夫。葛教授說，他往往是在預備極為充分的情況下才開始動筆，所以每一部長篇小說的創作周期較長，如《北鳶》的寫作歷時七年、《燕食記》則需時六年。
由於葛教授的研究領域專注於現當代文學，研究對象都是作家，因此當他自己成為作家以後，對研究對象有更深入的理解。他說：「寫作對我的研究很有幫助，我體驗到一個創作者在寫作時候的甘苦、對作品與創作的熱情、構思的狀態、在表達和題材上的考量，以及發現各種創作的可能性時內心的喜樂。」不論是寫作還是研究，他都將心比心，選擇多維、有溫度的表達方式。
小說家對周遭事物都抱有好奇心，葛教授與浸大學生的相處與交流，亦引發他對不同觀點的興趣與思考。他說：「一個社會文化變遷的過程，往往跟年青人切乎相關。我在大學教學，每一年都認識和接觸到不同的年青人，了解他們的想法、文化的取向、審美的變遷，他們也會帶來一系列新的觀點，令我收穫良多。」